• 2025-10-04
• 2025-10-04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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• 楊芷沁

從黃國昌狗仔疑案看澳洲、台灣跟拍的法律界線（上集）

台灣近日沸沸揚揚在各媒體與社群平台熱議「黃國昌是否組織狗仔長期跟拍政界人士」，從租用住家車位監看、到連續多日尾隨，相關指控把「監督公眾人物（Public Figures)」與「侵犯他人隱私」的界線，再次推到聚光燈下。新聞報導指稱，遭長期「跟拍」者包括多位政治人物；也有人質疑這樣的「監看工程」經費來源與正當性。

一、《刑法》

這裡所謂的「跟」，意指跟蹤、跟監（Stalking, 盯梢他人)，而「拍」，乃指拍照、拍攝（Photographing)等。就台灣《刑法》而言，可能觸犯刑法第315條之1規定：「有左列行為之一者，處三年以下有期徒刑、拘役或三萬元以下罰金：一、無故利用工具、設備窺視、竊聽他人非公開之活動、言論或談話者。二、無故以錄音、照相、錄影或電磁紀錄竊錄他人非公開之活動、言論或談話者。」評價關鍵在「地點性質」與「取得手段」，而所謂非公開，是指個人主觀上不願讓人知悉，且客觀上依社會通念也認為此隱私應受保護的範圍。若於非公開空間（如住居所、管制停車場）以器械窺視、錄音錄影，他人之非公開活動、談話或身體隱私部位，即可能觸犯妨害秘密罪；即便未散布，也已成立。

二、《個人資料保護法》

就《個人資料保護法》觀之，未經當事人同意而拍攝足以直接辨識身分之影像（如清晰可辨之臉部），原則上即屬蒐集「個人資料」。非公務機關如欲蒐集、處理或利用該等資料，須符合第19條與第20條第1項所定之合法性基礎，包括：取得當事人同意、法律明文規定、為履行契約所必要、或基於特定目的且不逾必要範圍等。倘若行為人既未取得合法授權或有效同意，亦未能證明其行為符合前開條文所許之正當事由與「特定目的、必要範圍」之限制，即屬違反個資法之蒐集／處理／利用規範。如其行為符合第41條所規範之構成要件（例如以不法意圖而違法蒐集、處理或利用個人資料，並致生損害等），即有成立第41條所定「非法蒐集或非法利用個人資料」等犯罪之可能。

三、《社會秩序維護法》

此外，還可能違反《社會秩序維護法》第83條第1款規定：「有下列各款行為之一者，處新臺幣六千元以下罰鍰：故意窺視他人臥室、浴室、廁所、更衣室，足以妨害其隱私者」。以及社會秩序維護法第89條第2款規定：「無正當理由，跟追他人，經勸阻不聽者，處新臺幣三千元以下罰鍰或申誡」。

公眾人物仍應享有其私人生活（個人隱私）。「公益」不是免死金牌，監督者不能也不可以此為由，取得並使用這些自其私領域取得的影像（即或這些資料具新聞價值），仍會觸犯刑事、個資與社維法責任；若存在教唆指揮，教唆者亦將依所教唆之罪負同等刑責。

「本文內容僅供大眾作為法律常識，不代表本所或律師之法律意見 · 版權所有翻印必究」— 澳華國際法律事務所法務助理 楊芷沁 撰文 / 陳律師 審訂

參考資料：

全國法規資料庫

圖片來源：iStock